想起许伽老师的样子，就想掏烟出来抽，像老师生前那样，抱本书，夹支烟，斜靠藤椅，挂一副老花眼镜，那味道，像浓黏的茶汤，不摆了！  

 她是我心中的偶像。当年十六岁的我毕恭毕敬坐在她藤椅对面，目睹她抽烟的神采，那时我只想做她的翻版。

  1985年自己高考失利，语文120分的满分才考了60多分。家里张罗为我找个语文老师暑假补习，准备来年再考。姐认识女作家许伽，在姐所在的厂子弟校教语文。自己被姐带去见许老师，老师的屋子里坐满了年轻人，正围着老师畅谈文学。

 老师的房里挂了一张画---- 一匹正埋头吃草的马（后来知道那是徐悲鸿的真迹），屋子里随处是书，书桌上摆放着一副围棋。进屋我就被一股“书卷气”震住了，紧张胆怯，手脚不知如何放，再瞧那一屋的风发青年，“大气”都不敢出。

 第一眼就被老师给“收复”了。收刀捡卦规规矩矩地作许老师的学生。她每天给我布置读一篇名家的文章，在家预习熟读以后，第二天讲给她听自己对文章的感受，然后再听她对文章的看法和感受。老师从来就没给我讲过什么段落大意、中心思想，更没有讲什么写作的方法，就是教我读书，引导我去感受。

那时的老师已经六十多了，一个人在厂子弟校，膝下的两个女儿还远在千里的西昌教书。我那时小，还体会不到生活的背后藏着点什么，课余的时候老师会跟我讲一些趣闻轶事，有一次她把年轻时候的照片翻出来给我欣赏。

不看不知道，看了吓我三跳！

老师年轻的时候，完全就是电影《青春之歌》里的林道静。老师金陵大学毕业，记者出生，进步文艺青年，凭一腔热血到苏区参加革命，因一首《长春藤》的诗而闻名。照片中老师英气飒爽，风采照人，跟三十年代电影里革命青年一模一样。

反差太大了点！我边看影集边反复打量老师，坐在面前背有些佝偻的老人，怎么看都跟照片里的那个戎装的青年，挂不上号。

当天回家，我就如同绽破了“天机”一样的激动，情不自禁给家里人渲染老师年轻时如何漂亮，如何有风度。姐夫是厂里管人事的，当年聘请许老师到厂子弟校代课，手续就是经姐夫的手办理的，对我“大惊小怪”的慨叹，姐夫显然没多大的兴趣。

“许伽最惨的，是受胡风问题的牵连，被下放到西昌会东二十多年”，姐夫只补充了一句，我就被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啥子叫“胡风”问题“肯定有点名堂”老师在我眼里更神秘。问还是不问?拿捏不准。老师蛮“歪”的，自己遭过几次因头天没把文章读熟，望文生义，被骂的“惨不忍睹”，终于还是没敢乱问，那块“红薯”就一直揣在心头。

 一个月后，老师开始让我读小说，推荐的第一本书是路翎小说《财主和他的女儿们》。一个星期过后，开始和老师谈体会，老师首先讲路翎的人生经历，自然说到“胡风”问题，老师称无法一时给我讲清楚，直接给我翻出一些杂志，基本是写“胡风”事件的始末——回忆性的文章，叫我带回家自己读。有了上几次的教训，回家自觉地认认真真读她推荐的文章，这一读不打紧，我像被人强行的溺口水，第一次知道，这个世界还如此不美妙。

 小说也不读了，天天缠着老师讲历史，老师给我推荐流沙河的《锯齿啮痕录》以及写文革的各类报告文学，从老师哪里知道《随笔》《新观察》《文汇》《读书》等杂志。管它三七二十一，一咕隆的往脑子里装，至于读懂了多少，老师说这并不重要。老师说等我长大了就懂了！

 那年的暑假结束，我脱胎换骨，老师没教过一次如何写文章，回到学校，我给老师写信，洋洋洒洒就是五六页。老师给我回信，将我信中的“精彩”语言摘录出来，串成一首诗，寄给我——“写诗并不难，你也可以写”。

 还真就开始写，自己一发不可收拾，先在日记里“装腔作势”，然后在诗里“无病呻吟”。我的志向迅速的瞄准到当个作家的目标上，要当许老师那样的作家，甚至偷偷的学抽烟。

往事不堪回首，想到那时的我，一副被“文学”附体的样子，就想发笑。

老师最可贵的是从来没笑过我写的那些“狗屁不通”的东西，鼓励我写，推荐书给我读。终于我也成了围在老师身边谈文学的青年，但是我们讨论的大多是报刊上发表的诗。而我偷偷写的那些诗，从来就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。

这并不妨碍我做文艺青年。我照样的写，照样的参与他们的讨论，照样做我的文学梦。

   直至有一天，我遇见我的第二个老师。我写的文字才开始“见天”。